蓋達爾(Гайдар)竟然過世了
http://lenta.ru/news/2009/12/16/gaidar/
那個時代有太多故事了,除了Чубайс還在外,Шохин,Шахрай這些人都不知道去那了.喔,對了,還有Гераченко呢
蓋達爾(Гайдар)竟然過世了
http://lenta.ru/news/2009/12/16/gaidar/
那個時代有太多故事了,除了Чубайс還在外,Шохин,Шахрай這些人都不知道去那了.喔,對了,還有Гераченко呢
上次提到方法論的問題,最近看到有個文章提到民族與語言的主客體性問題,因為無法直接留言,想想胡亂寫些自己的感想吧。
學術性的書應該是「科學」的,而不是「偽科學」或是「非科學」。這中間的差別就在「科學研究」的methods和methodology上,脫離這個範疇就是「偽科學」或是「非科學」,那是一種fantasy。有時候讀書不能不慎,其原因即在於此。
社會科學研究很怕把「孤例」當成「通則」,「孤例」的出現只能「證明」「通則」之外的「特例」,但不能用「特例」去概括「通則」。就如同學科學的人都應該知道,我沒看見的事情,不是因為它不存在,而是尚未發現。也就是,不能否定尚未發現事實之存在可能性。有太多的研究結論或所謂的成果都出現這種問題,科學問題的解決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直接把所謂「權威」當作是「真理」。因為,「科學」有「偽科學」或是「非科學」,則「權威」亦有「偽權威」與「假權威」,大學要教的是「懷疑權威」而不是道聽途說的「相信權威」!
由此,回到前面的課題。
老實說有一大串的問題要先問:民族與語言的主客體性之間的辯證形式到底為何?「講不同語言的人群就是不同民族」,是個「assumption
」還是個「fact」?也就是說,這段文字是論證過程的第幾段?第一、第二還是第三?所謂「language」在「philology」或「linguistics」中的解構元素有那些?這些是不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討論、爭辯的,因為那是「知識」。如果討論的目的是把「知識」變成「玄學」,那就太可怕了。(待續)
Weber的社會學觀點在台灣一直是不倒的課題,連哈伯瑪斯也比不上,總是一陣一陣的。不過,如果有機會就會希望研究生或是大學部的高年級學生,如果真有心的話,務必要先由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的東西看起,因為那是基礎。macro和micro之間的差別,雖然現在還體會不出來,但它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現在的理論與模型研究都是一層一層的由上而下的套圈圈,弄了些嚇人的名詞,就自命為XX理論,聽聽就罷了。
其實,方法論與理論的課大學部高年級就該開了,不然到研究所階段時再說,就慢了點。不過很多時候,方法論和理論到研究所的時候又會教成論文寫作,真傷腦筋。
最近略微讀到一本雜書,突然想到「權威」這件事。
Weber認為其類有傳統,法理及chrisma。但是這三類的根本何在?為何我們會接受傳統?為何我們不質疑法理的正當性?或是,我們為何被虛無的chrisma困住?或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權威的真實存在性為何?是不是
我們相信權威,所以權威即存在。
如果不相信權威,權威即對我不具有影響性吧。
由此,權威亦不過是一種空虛的存在。
想到這,似乎又回到懷疑論和伏爾泰主義的問題了。
那本雜書是趙紫陽的回憶錄,書名是「國家的囚徒」(但這名翻的不太好,「共和國的囚徒」比較有味道),一個總書記,一個普通黨員,誰有權威,誰具權威?有意思吧,權威不是職務的衍生品,反而來自一種普遍的相信與認知,連總書記也這樣想,不是嗎?
這本書看不到一半就放著沒看了,一方面是時間不夠,另一方面是,讀到,總書記竟然相信「議會民主制」時,我忍不住搖頭,這不是戈巴契夫嗎?唉,真是無話可說。
到學校任教後,常會碰到兩個令人莫名其妙的情境。一是,別人聽到你是在大學教書,就肅然起敬,好像全身散發出讓人難以直視的光芒,一直教授教授的鬼叫。就社會分工的觀點來看,大學教授也不過是社會的一個環節之一,每人各司其職。(尤其,心智勞動者的產出對社會是一種間接形式,都必須經過轉換,甚至很多應用學門具有強烈的掠奪性,更是危害甚烈。)不似體力勞動者的直接貢獻,看不出心智勞動者有比誰高一等的地方,心智勞動者簡單說,就是比較幸運,可以不必去風吹日曬而已。
第二件事情就是,每到寒暑假,大家偶遇的話,披頭都是問:「何時出國啊?」
有誰說大學教授放假就一定要出國的?不出國不行嗎?真是太布爾喬亞了吧。平常上課後的時間不多,好不容易有點時間,可以看點書(不然每學期上課,都只講天寶遺事,張家長李家短嗎),還點稿債(下半年是開會的旺季),有一整天的時間可以思考(當然啦,也可能一整天在打B),簡直是天賜的,那能不好好把握。更現實一點,誰說大學教授都有那個閒錢時常出國渡假呢,就如同,不是每個教授都有豪宅,住別墅吧?
有些學生立志唸到博士後就到單純的大學裏教書,但是,拿到博士後能進到大學教書的真的不多,只佔少數!而大學那會單純啊,唉,既天真又布爾喬亞的想法。
每個大學應該有義務提醒博士班的學生,畢業後到大學教書只是其中一條路而已。
現在想想唸書時夏天週六和Яна到伏爾加河邊的дача住一個晚上週日下午再坐電車回家的日子真是唯二平靜的日子(另外一個是冬天去市郊森林滑雪)。
Меня простишь? Милая,
Если бы тогда я спросил, душа моя.
拿到消費卷感覺蠻怪的,因為以前的經驗又來了。
俄羅斯剛獨立時,關於經濟轉型的課題,在私有化部分是全國性的政策,所以沒有差別(私有化的問題後面再說)。但是,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轉換軌道的方式各地區完全不同。基本上,就是三種,莫斯科這些大城市走市場經濟是一步到位,另外一種屬觀望型,也就是仍堅守原來的作法。例如,韃靼斯坦南邊的烏里揚諾夫斯克州(Ульян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就一直堅持全配給制。(事實上,當時各聯邦主體為了避免本地區物資外出到其它地區,特別是民生必需品,抽出口稅,邊界設關卡,明令禁止外運,或是臨近地區結盟形成小區域經濟領域的情況層出不窮,尤其以農業州,共和國為甚。所以,像莫斯科這種需要靠其它地區供養的國際都市就慘了,因此,國家分裂不僅是政治問題,還有經濟問題。我們在面對這問題時,過於傾向政治性思維)。
另外一種就是韃靼斯坦採取的雙軌並行制,一方面政府對於有能力在市場經濟中翻轉的力量放著讓它去跑,政府資源放在社會保障的地方。所以補貼卷就這樣出來(如圖)。
前面提過,到居住所在的國營商店後店裏就會發給一個月份的補貼卷,用以購買食物。憑卷購買時是以政府的補貼價格計算,而且國營商店在食物這部分只認卷,沒有卷的不賣。因為每戶都有登記,如果沒卷或是自己有錢,可以自己到自由市場去買,在自由市場的價格政府不干涉。這個補貼卷是以類和量為單位,例如,圖中的「蛋」就是每月每人10枚,其它有「肉」(不管是牛、雞、羊、豬)是 一公斤 ,「穀類」(米、大麥、燕麥、蕎麥、小米不拘),「麵條」,「麵粉」,「鹽」,「糖」,「茶」(前面這些東西,量是多少已不太記得,但是麵條好像是250公克,糖也是。茶記得是一包,都是印度紅茶,一般大概就是250公克。一包糖250公克對俄國人來說實在不夠,不過沒辦法,當時古巴的低價糖已經沒有了,大部分改了烏克蘭的甜菜糖,但量也不夠,顏色不好看也不甜,用量比古巴糖還多。250克只能省點用,還好我不怎吃甜,我這部份就給了老太太)。比較特別的是還有「火柴」2盒,(因為當時瓦斯槍還不普遍,都是用火柴點瓦斯爐。像Валерий家還要點熱水器,因為那個區的公寓一直沒建好熱水管線,所以熱水器就在廚房洗槽正上方。不過,我一直沒學會用火柴點瓦斯熱水器,有點可惜)。每買一種,商店就會剪下一格,1,2,3則是備用欄。另外,是每個成年人,無論男女,憑伏特加手冊每月可以買2瓶伏特加。雖然老太太不喝,我也不常喝,但每月還是買下來,過年過節時還是有用處。
馬鈴薯在早期則是直接發50盧布的代卷,如(圖二),只能買馬鈴薯,超過50盧布就自己想辦法。到後期,通貨膨漲越來越厲害,政府已經不敢印鈔票和發薪水,就開始發代卷(圖三)。每張政府定額是100盧布,不得買賣,而且只能在韃靼斯坦境內的國營商店買食物,其它地方,其它東西不能用,不能買
學校通知我去主樓出納領12張代卷時,只告訴我以後買牛奶、麵包不能用錢,只可以用代卷時,我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只記得出納窗口擠滿了人,亂哄哄,因為大家以後的助學金,全不發盧布改成這種代卷。
我一直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沒有那個好那個壞的問題,問題在於那種時候,那種制度適合。因為由蘇聯的歷史和個人經驗了解,就一般人的經驗而言,關於制度辯證的哲學層面太虛幻,制度不是哲學問題,而是生活方式問題,而且是要過的「好」的生活方式。這,以後再談。
自從大學要拼頂尖後,大學老師都有「生產」的壓力,就是「研究計畫」+「論文」+「CI」,所有的指標都是以這為準。超過這些指標的就是優秀人才,達不到這些指標的,基本上就要自己去找春天。常有老師抱怨,自然科學學門的指標不適合去評斷人文社會科學學門,而且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力不是短時間能看出來云云。這些理由都有道理,但是如果,第一,拿不出所謂「人文社會科學學門指標」,那就「科學」的本質來看,只能用自然科學學門的指標去跑。不然,只有第二條路:不去參加這場表面上看起來公平的比賽,完全走自己的路。但是,有那個大學敢不去參加這種比賽?!不過,今天提出的問題不是在問要不要去參加,因為已經參加了,問題是如何參加?
要比賽就要靠選手,選手就是學校中的教學/研究人員。但這兩種人員在面對當前,以及未來趨勢時,其被賦予的責任應否相同,卻是另一個要思考的問題。因為這兩種人員的角色與功能不同。 兩者面對的主體不同,因為不同主體的存在,才有不同客體角色上的差異。老師面對的是學生,另一方面而言,老師的最主要工作是教學。所以無論職級為何,都必須負有教學的責任與義務,因為學生進學校是為了學習。而且台灣社會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對學生還負有「輔導」、「照護」的責任(這部分爭議很大,但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現象)。也因此,每個老師還必須兼任導師(這個導師的概念與歐洲不同)。所以,老師的資源配置應該是 教學>研究>服務。相反的,研究員的天職在於研發,也就是要儘量地減少校園事務的干擾,而致力於產出。就研究人員來說,其資源配置應該是 研究>教學>服務。 但是,現在大學要求老師在其資源配置上也要等同於研究人員,實在是有待商榷。為了產出,老師把資源配置排列成 研究>教學>服務時,難免會減少授課時數(也就是少開課),減少面對學生的時間(特別是課後)。一個理想中的老師,是研究優,教學佳,並願意傾聽學生。但這種老師是「零」吧。退而求其次,應該是教學佳,願意傾聽學生,研究有。如果教學不好,也不願傾聽學生,只想研究,那應該去研究中心吧。最糟的是甚麼都不行,只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老師,卻不斷抱怨者。
由這延伸出去,學校中教學單位和研究單位的定位應該更清楚,研究單位應被賦予更大的研發責任。
整個半年都在學俄語,到了暑假7、8月時尤其難耐(俄國的夏天及冬天都安靜的不得了),尤其3月離開德國後就和台灣斷了聯絡,得想辦法告訴家裏我已到了。當時沒有e-mail,沒有手機,打電話最快(喔,都是脈衝式電話)。但一般家庭的家用電話只有國內長途的功能,而且還不是每個城市都能打(要打國際電話的話,要撥8接長途台,跟接線生登記要打的國家和電話號碼和自己的電話號碼,然後掛上電話,等!等多久?隨便啦,反正有接通就講話,沒接通就被取消就是了。在俄國生活,如果問時間的議題,簡直是不進入狀況)。而且老太太家也沒電話(老太太家的電話是2年後Виктор才裝的),所以只能和一般俄國人一樣,到電信局去打。
電信局和大學在同一條街上(列寧街),大門進去左手邊是郵務部,右手邊是電話電報部。大廳底是櫃台,左邊是電話右邊是電報。大廳左邊是一排電話間,右邊有幾張沙發。因為是公共電話所以採預約制,而且是預付話費。我大致前一天先預約填好話單,大概都是訂下午4點(正好台灣在夏天是8點,冬天是9點),長度就5分鐘。反正讓家裏知道我還在就好。打電話當天,下課後做完一些雜事(像吃飯這種)就去電信局的沙發上等。通常4點準時到,快的話4點40可以被叫到,慢的話5點,如果過5點還沒被叫到,就會聽到櫃台叫:台灣,來這邊!一邊說沒接成,一邊把前一天的預付金全額退費還我。如果有接通,
櫃台會叫:台灣,1號間!(或2號間)等鈴聲!
我趕快衝進電話間,坐好等鈴聲。鈴聲響起。
我:Алло!
接線生:台灣?
我:Да!
接線生:等一下 嘟 嘟 嘟
接線生:說吧!
然後講話中
接線生突然插撥:還有一分鐘!
時間到 一直嘟囉
有時候通話會突然中斷,
接線生再插一句:斷線了!
然後到櫃台領回差額
當時在電信局的手冊上沒有台灣,第一次登記時櫃台翻了半天找不到,還狐疑的問我是不是Тайланд?後來熟了後,櫃台小姐在和莫斯科那邊確認時,還會強調:Не Китай, Тайвань, Тайвань.(語調可以自己試試)
有一回人已在電話間就一直等不到電話,突然鈴響接線生說,無法接通。問我號碼有沒有錯,
我說:妳撥那個號碼?
接線生說:86-886-35-******* 天啊,莫斯科那邊自己幫我加碼了。
我馬上說:不要撥86啦,直接撥台灣碼886,然後城市碼*********
從這次後就沒有再出錯過,後來我想,在這以前所以沒接通大概也是這種情形,不過以往接線生是沒管原因,而那次碰到一個比較有耐心的還會問一下。
不過線路情況不太好,常常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而且明顯的另一頭收到聲音有遲滯的現象。聲音小,還有沙沙聲干擾,所以每次講電話都很大聲,幾近用吼的,再加上關在小電話間裏,那情況很難形容。剛開始還會不好意思,但後來發現當地人打到Перм ,Магадан的長途也和我一樣嘛。不過,有個後遺症一直留下來:我現在打電話回去,不自覺的就會大聲起來,改不了。
後來電信局對面開了一個商業中心,裏面有一部全喀山唯一的國際直撥電話以後就少去電信局了。至於打電報和郵件的事,以後再說吧。
外事處報到後,外事處就幫我到內務部辦理居留登記,而且一簽就簽3年半,夠阿沙力的。
早期俄國的簽證紙是個三折的紙張,一張入境時海關留存,另一張在入境後72小時向發出邀請函的機關報到後,由邀請的機關轉送內務部登記建檔。另一張隨時和護照在一起,直到出境由海關收回。所以早期的簽證紙除非刻意有照相留檔,不然護照上就只有海關的入出境戳記。因為我是長期居留,所以大學外事處就把簽證紙整個抽走,以後我要出國時必須先向外事處提出申請,由外事處轉內務部,由內務部發一張單次出入境許可,也是一張三折紙,就是和入境簽證一樣啦,只不過完全倒過來。另外,單憑居留證明也不可亂跑,例如,如果要去莫斯科,買車票前要先到外事處提申請,由外事處發證明我是研究生需到莫斯科balabala。當年夏天及第二年夏天去買船票遊伏爾加河時也是如此。
這個在護照內頁蓋的居留登記戳記很重要,因為外事處除了要通報我已到校外,還要同一時間轉知我住的公寓所在的國營商店,在這商店的負責的居住點裏多了一個人。我拿著護照去國營商店報到,店長根據居留戳記把我的姓名、住址登記在口卡簿上。為何要登記在口卡簿上?因為要發給我當月的купон(待續)。
P.S.:在喀山的居留登記戳記上,在護照一欄上直接寫「台灣」,以後在大學或內務部發的證明和入出境許可皆是如此(韃靼斯坦共和國好樣的!)。尤其第一次的入出境許可上竟是用Республика Китай,真是帥斃了!(再稱讚一下韃靼斯坦共和國,好樣的!)。不過就那麼一次,以後都用Китай,沒見過КНР。所以,俄國也不是沒有那種感覺。倒是,後來有一年回去,在機場海關的一個年輕小伙子拿著我的護照和簽證瞧半天,我正奇怪怎麼回事,突然問我一句:Osaka在那?我說在日本啊。結果,他,他竟然按燈了
3月入學後,在4月,學校發了張學生證。小小一張,封面還是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 по народному образованию哩。以後每一年去研究生部蓋章(俄國大學的研究生事務,行政方面如學籍管理,繳費註冊,代金發放,這個代金問題容後說明,由學校的研究生部統一管理。教務則由各系所負責,台灣也許可以參考一下)。但因為是第二學期才報到,所以到9月,前半年就由語言系安排上語言課。語言課由4個老師分別上,語音: Тамар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Бузанова,語法: Раис Ниязович Сафин(就是打網球的球星的姓),作文: Лариса Валентинов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а,文化:Борис Калмаков。週一到週五,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1點30分。四個老師就教我一個人,偷懶都難。
教語音的老師Тамара,因為很多時間都在語訓室裏,說真的行禮如儀的情況比較多。有次同樣是教語音的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Чистякова在кафедра前的走廊上遇到我,笑著對我說:來,趙說一下нормально聽聽。從此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遇到別人問,就回答нормально!現在回想,那麼大個語訓室每次都我一個人用,結果還學不好,真是對不起老師。Раис是個韃靼人,但是應該是欽察系的,一頭金髮,但和一般的白種男性一樣,30出頭就開始禿頭。總覺得他有心事,不太笑,有時候講些事情總是欲言又止,似乎對生活感到苦悶,有點像屠格涅夫筆下的人物,後來,果然,啊啊啊、、、、、。和Лариса相處的時間最長,是我見過唯一沒穿耳洞的女生,特別到第2年,要為開始寫論文準備,後半年幾乎都在上Научный стиль речи,都是由Лариса上課。性子直,個性有點急,但是很認真,每次察覺我可能不了解,就停下來再三解釋。雖說是上作文,但是甚麼都管,時常冒出:趙,你在講甚麼ерунду?!有幾次看的出來有在生氣。以後回喀山有空的話還會見面吃飯,記得有一年回喀山,約見面談沒兩句,突然冒出一句:趙,你有學過俄語嗎?
嗯,雖然她當時已有一個10年級的兒子,要不是我當時身受禮教之縛,不然我可能會和她交往。一笑。
不過,感情的遭遇以後有可能再說吧。上文化的Борис Калмаков比較特殊,當時他是語言系研究生,按規定所有的研究生要有педпрактика(後來我也有),我就是他的實習對象。文化課主要上俄國歷史及文化,不過因為是喀山大學,所以裏面還加了韃靼斯坦史,韃靼斯坦現況的課。因為我們兩人年齡差不多,所以有時上課後乾脆就去酒館聊天了。特別很多喀山人對台灣中國的關係特感興趣,有時總喜歡比較。可惜後來畢業沒留在喀山大學,去了教育大學。
俄語課就這樣上了1年半直到我考過語言的資格考,老闆有天說幫我安排了一個韃靼語的課,下星期開始上、、、、
六月份在廣東韶關玩具工廠的維、漢工人械鬥造成兩名維吾爾族工人死亡的事件,觸發週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的動亂。就旁觀者的立場來看,目前死傷數字在各種資訊流竄的背景下,世界維吾爾大會如果說的比較嚴重,或是自治區官方公布的比較和緩,嚴格來講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主要的焦點仍然應該放到中共對新疆的有效管理的問題上。
先不論所謂「新疆是中國自古不可分的一部分」這種官方的政治性的歷史論述有多少不同意見,就當前中國的全面發展路線前提下,新疆的地緣戰略地位無可取代。加上「維護祖國領土與主權統一」這個牢不可破的底線,以及聯邦制的不可行性,新疆就只能整合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因此,在以黨領政體制控管的「自治」與「自治區」,雖然有些流於形式,但這也就是北京和新疆各少數民族,特別是維吾爾族所能找到的一個妥協。問題在於,這種妥協要如何維持。
中國現階段對新疆安全採「兩手抓」,一是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對抗「東突」。主要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打擊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二是強化新疆生產兵團的作用,建立軍、警(武警)、兵(兵團)、民四位一體的聯防體系。但這些都是可見形式因素防制的手段,由50年代到21世紀的今天,各種訊息想堵也堵不了,只能開一條縫,透點亮光。所以新華社不報也不行。但是,無論如何定調,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承認這種民族矛盾實在有些難堪,所以將其定調在「社會治安事件並且有境外干涉」是最保險,也是某種程度上還有道理可講的說法。
中國的民族政策講究平等,團結,自治和發展。其中最難處理的就是民族團結的部分:要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製造民族分裂,反對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這部分所以困難,是因為這是非常底層的主觀的感情反應,處理稍有差錯就傷害民族感情,會把原本是同一階級的內部矛盾問題變成不同民族的外部矛盾問題,這在彼此民族界線非常明顯的維、漢之間更加難以收拾。但是,隨著中國內部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上歧異越來越尖銳,所謂傷害民族情感不一定是傷害到少數民族的感情。由於要「顧全大局」,長期的民族優惠政策,包括70年代開始的對口支持政策,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是傷到漢人的民族情感,也就是一般漢人利益的犧牲會被視為一種義務與必要。這種情緒也會對處理少數民族與漢人之間的糾紛時產生另一種難預期的反彈增加複雜度。
其實中國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在於各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問題,也就是「多民族大家庭的中國」要如何面對「維吾爾人的維吾爾斯坦」。隨著中國內部社會分化的擴大,而又必須不計代價的維護法律形式上的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很難期望中國在民族關係上出現真正的和諧。
俄國大學的命名是地名+性質+大學+紀念名, 如,喀山+國立+大學+烏里揚諾夫-列寧.所以,台北大學,台灣大學就很好理解,中正,中山,成功,玄奘,義守,馬偕,長庚也好理解.但「政治」大學就很難懂了,直接音譯ЧЕНГ-ЧИ/ ЧЖЭН-ЧЖИ不知道是啥,如果翻成「Политический」更要花大堆時間解釋,麻煩的要命.叫木柵大學或貓空大學還比較好.不過,後來發現政大還好,像亞洲大學,世新大學,中興大學一些學校比政大還難解釋,也就比較釋懷.不過,我老闆有段時間還真的只知道我來自台灣台北的大學,弄不清楚是那間.照片摘自他的傳記,說我是»台北科大»的教授.直到去年幫我的書寫序,終於正名:國立政治大學.
在德國的時候喀山大學外事處就已經預告,我的指導教授(研究生彼此私下都叫老闆)是有名的學者Миркасым Абдулахатович Усманов.但說實在的,我當時真不知道有多有名.去外事處報到,一個電話到12樓說,那個台灣研究生來了.不久,看見一個矮矮,禿頭,黑髮,留個小鬍子的人穿過大廳走過來,約我第二天到辦公室見面.原來Миркасым Абдулахатович 當過喀山大學副校長,這個位置在蘇聯時代是韃靼人能擔任的最高職務.寫了很多關於朮赤兀魯思史料研究的書,因為韃靼人的出現和朮赤兀魯思的歷史緊扣在一起,所以俄羅斯聯邦建立之後,韃靼斯坦共和國在重新書寫韃靼史的過程非常倚重他.他和中國還有些淵源,出生在新疆的庫車,中共建政後才隨父母回到喀山.他得意的說,現在還會用筷子,而且還記得漢人罵人「他媽的」的粗話.這是它話.
第一次正式見面,翻了翻我碩士論文後面的參考書目,點點頭然後說,下週給他一份全本碩士論文的俄文摘要,就這樣結束第一次的會面.為何這麼短的時間?因為說實在的,剛到俄國,我的俄語能力在市場胡扯還勉強,一到大學,碰到導師課的討論,真是找死.還好,我是三月到,離九月開學還有半年時間,先上俄語課好好適應.另外,我一聽到要弄出摘要就快昏了,怎麼弄啊?以後一禮拜,每天下課回家,桌子就攤著漢俄與俄漢大詞典,最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就給它弄出來.老闆倒底有沒有看懂我在搞甚麼我也不知道.但是隔一個禮拜,他說ЧХАО,可以準備論文計畫了.
Валерий, Лида和Лена是在喀山的另一個家人.Лида向別人說我的時候都用мой сын, Lena就是сестра.第一次遇到Валерий是在外事處,當時外事處和тетя Галя一個月的租屋合約到期,另一方面тетя Галя的房子是一房的хрущевка,老太太自己得住.初到喀山的一個月,тетя Галя白天在家裏等我放學,弄完晚餐後到姪女家睡.第二天早上再來幫我弄早餐,也夠辛苦.所以不換房子不行(我在喀山先後搬了三次家,在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ерова8-44進出兩次,另外一次搬到新區的經驗五味雜陳,以後再說).正好,Н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她老公是個韃靼人,這類議題容後再稟)認識個人,知道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有個三房公寓,老先生過世不到一年,一子一女都不在身邊,就商量好讓我搬去同住.正好Валерий就住在Восход,走路不過15分鐘,就由Валерий送我去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那.從此,就結識了Валерий一家.後記: Валерий幫我和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談房租的事情,她說自己不懂美金也沒需要,只要盧布.1992年那個恐怖的通貨膨漲的時代,竟然用盧布算!也沒有紙約,口頭說了算,真正是品德高貴的蘇聯人.房租後來有沒有漲?有.有沒有改用美金?有.但是,都是我實在看不下去,主動要求漲的.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的不安和靦腆我都感覺得到.
但是,集體的成就不就是來自個人成就的總合結果嗎?在大學的評鑑的指標中每一項,都是由每個人的指標構成.有多少論文,有多少國科會計畫,最平常的單位學術聲望不也是由同儕去判斷,這個單位每個人的成就如何,而反應在對集體的判斷上?
這種封閉的社團,是由層層的圈圈構成,每個圈圈互相共倚,卻又各自獨立,又層層宰制.在這種結構下,心靈的獨立與學術的自由有太多看不見的幽靈在窺伺,那個幽靈不斷的向孤獨的心靈招手,讓每個個體變成集體的禁攣,對團體的效忠終於壓過對良心的遵循.
但,我們終究應該是一個在大學教書的"讀書人"吧.我每每都會想起赫爾岑說的
Я вижу слышком мног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ей, я не вижу свободных людей.......
Начнем с того, чтобы освободить самих себя.
但是,集體主義的幽靈無處不在.
我們想的第一件事是如何保有集體而不是先考慮個人的如何完善.在這個前提下,個人在害怕被集體指責的恐懼下,會扭曲自己的意志順從與迎合集體的指示.然而,最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向來是以「公意」的形式,像幽靈般橫亙在個人面前.一方面用「恩賜」的喊話,提醒個人,「沒有×那有×」,似乎個人之所有,皆來自集體的賞賜,另一方面,用「合群」的斧鉞去判斷個人是好是壞.
詭異的是,所有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正是因為個人心靈的屈服導致集體精神的死亡(2)
剛開始只是下了一個標題,一方面是想要寫些甚麼,二是一直被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情纏著,所以就斷斷續續拖拖拉拉的.
大學如果是個追求知識真理的地方,那麼個人思想之自由與心靈之解放就必需是一個堅定不可動搖之原則.也因此,大學應該不是一個講求馴服與順從之地.由此,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才應是大學的基本價值.而這和台灣傳統中對於"社會共同意志實現"的集體主義傳統必然有悖.(待續)
3月21日早上7點左右火車慢慢的開過伏爾加河,第一次看見伏爾加河竟是在結冰的情形下.3月看到伏爾加河上卡車就在河面上駛過,好奇.還看到一輛摩托車後座肩膀上有根釣竿.
天氣很好,陽光耀眼.到喀山時是早上8點,Валерий和我握手道別,他還有好幾天的路要走.車門開後聽到有人大叫"有個台灣來的學生嗎?"Юрий幫我回答"有,有."我扛著行裏跳下火車,整個小腿陷在雪裏,當天星期六,零下10度.
這是我第一次和Фарит見面.
為何Фарит會到火車站接我?原因是到莫斯科後,Валерий 帶我到他朋友Саша家借住一晚,而正好Саша認識一個在喀山大學工作的Нина,所以Саша打電話給Нина,Нина打電話通知Фарит,我就這樣完全不知所以的被幾個不認識的俄國人層層轉送到喀山大學.Юрий呢?他是我在火車走道上聊天認識的,因為廁所關了,已經準備要下車,看著窗外,就聊了起來.
回想由德國到喀山這段旅程,就是靠著一些萍水相逢的俄國人,不問理由的幫忙,讓我莫名其妙到了喀山,我大概命中真的要到喀山吧.......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有時候想到這部小說的標題真是心有戚戚.然而我更懷念那個蘇聯留下來的俄國百姓氣質:雖然貧窮,但正直,熱情,願對陌生人無私的伸出援手.我也慶幸自己在喀山大學抓到了那種遺留下來的蘇聯遺風,也許這也是上蘇聯史時,時常不自覺的會罵美帝的原因吧
1992年3月20日和Валерий一起到了喀山車站,一進喀山車站我就懷疑自己是在那裏?那個普希金加柴可夫斯基的俄羅斯嗎?不是吧,髒,亂,吵...........車站裏滿滿的人,
發車終點站名是Абакан,Тында,Барнаул,Алматы,Душанбе......我真不知道我這是要去那裏???
當時купэ的價錢是76盧布但是等我畢業要去莫斯科搭機回台時價錢漲到
154,800盧布!
漲了幾倍我也弄不清楚,在那種時候生活的心情實在不知該如何形容(待續)
除了russiandvd可以聽到最新的專輯外,如果要找伴唱音樂的話,可以試一下:
還可以找到歌詞,不過下載音樂要付錢,因為有個伴唱軟體.
另外就是:
老一點的歌可以免費下載(好像是這樣).
不過,兩個網站的問題都是:歌曲老了點喔.如果你喜歡Pugacheva 或是Vysotskii或是Tsoi的歌的話,那就沒差了.
在俄國生活,住公寓時不會有上廁所的問題,但像我住在這種房子時,"方不方便"是個問題.
通常戶外有個獨棟廁所,就是在地上挖個洞
如果講究點,就做成這樣:
如果簡單點,就只放兩條木板囉:
這種簡單型廁所,強烈建議:在秋冬使用時要注意腳步,特別是木板有霜的時候,更要睜大眼睛.
因為位置蠻高的所以不必在意反彈的後座力.而且,可以注意夏,冬兩季不同的落底聲音,差別甚大也.
冬天太冷怎辦?房子裏放個水桶就好:
萬能水桶,建議用鐵桶較佳,強度較夠.但鐵桶較具沾粘性,不若塑膠桶光滑,請考慮.上緣的蓋子五金店皆有銷售.使用時要小心深水炸彈的反擊.
很高興這幾年不斷有年輕的原住民學者學成回國,相信再過幾年,學術界對原住民議題的解釋權,特別是主動的解釋權,會逐漸的回到原住民的身上.
由俄國的經驗來看,這是關乎台灣歷史論述過程中,原住民族的角色與地位的重要關鍵.亦即,主體性的確立不能透過他者的論述,而必須經過自我主張,否則不足以出現感動.,因為,一:第二代的民族知識份子不應再成為"學術代辦"從事複製,否則知識的追求變成沒有意義;二:若不如此,民族知識份子亦不過是一新出現的"新階級",反而形成疏離性的分裂.
年輕的民族知識份子要團結起來,書寫一部自己的台灣原住民族史,只不過,不知道何時才會出現,加油吧.
今天上課有些同學聽到我說的,也有些沒聽到,所以就po一下囉.
這星期因為教務處公告結果,難免我們心情有起伏,首先,要祝福成功的同學,祝福大家迎接另個人生學習的未來,加油!
如果今年結果未能如己願的,也請不要過於難過,還有時間讓自己再想想,再調整.再過一學期,也許會有新的體會與可能性.
但,無論是那種情況,務必請了解,首先,不要讓得失的結果影響到自己的生活步調與生活的品質.再者,下學期雖然會有來有去,但大家仍舊都在政大校園裏生活,我們仍是政大的同學與師生.
祝大家平安!
我的名字拼音寫成 ZHAO ZHU-CHENG,照理俄譯是ЧЖАО ЧЖУ-ЧЕН,但是,因為是在Bonn辦的簽證,結果拼成ЧХАО ЧХУ-ЧЕНГ,也就將錯就錯.
我曾問Larisa老師要不要取個俄國名字,她說不必.結果好了,有人叫我"趙",有人叫我"竹",有人叫我"趙竹",有人叫我"成哥",有人叫我"竹成哥",有人叫我"趙竹成哥"(最後那種叫法有點蒙古萬戶的味道)反正都是叫我.
那個"哥"是怎麼來的?因為俄語沒有"ng"音,所以"哥"就跑出來了.所以,這個"哥"不是那個"哥".
韃靼語就ok了,因為有ng音.
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Абызова是我的第二個房東(真遺憾,我一直沒有留下她的照片在身上,竟只有墓地的照片.明天寫封信給Наташа吧,向她要張照片,不然下次真不知道何時會回去).Валерий Маркелов帶我由外事處到她家,Серова8-44,這是我第二個家,永遠忘不了.
老太太一個人,先生過世一年,一個兒子Виктор在堪察加,一個女兒Надя在伏爾加格勒,三房的公寓空蕩蕩.我看著她,從可以帶著我找書店,到躺在床上,由我幫她去藥局領藥,幫她打胰島素,從一開始她準備早,晚飯,到我煮午,晚餐(有一次,Фарит還稱讚我煮的щи還不錯吃呢)也算是相依為命吧.
Виктор有次告訴我,我畢業離開時,老太太哭了兩天,"她把你當兒子".快畢業時,老太太糖尿病已很嚴重,有一次她失禁卻不知道,等看到我在擦地,猛然驚覺.對我說:趙, 謝謝.然後哭了起來.....
決定轉到俄國去其實有一半是腦充血的關係,因為我對於如何去喀山完全沒概念,只有外事處回信上寫著:離莫斯科800公里,火車14小時說明而已.結果,正好班上的DAAD獎學金的Валерий聽到我要去喀山,說可以送我一程,因為他正好要回Барнаул 一趟,火車會停喀山.我們買了3月19日的機票.妙的是我到Mannheim的Lufthansa買票時,竟然說因為我不是俄國人,所以只能買商務艙,夠高級了吧.
出發前一天,我把幾天前Bonn的文化組林參事交給我10000美金和6000馬克黏在身上,背著兩個大背包和蘇堯銘道別,去了法蘭克福機場.上的飛機一看,是伊留申,如果有人看過行遍天下那集就是星城那種飛機.一起飛,椅子整個往後仰,因為鬆掉了直不回來.送上可樂一杯,用免洗杯裝著.Валерий看到這杯子立刻說,收好,有用.但因為Валерий是經濟艙,所以被趕回後面,整個商務艙就我和一個"空中武士".由法蘭克福一到莫斯科就涼了半截.又矮又暗.所有人瞬間肅靜.通關倒沒多煩,就這樣過了.上了巴士,下車到地鐵站搭地鐵,Валерий先下車,我有兩個大行李先扛一個下車,另一個放司機腳邊,準備再上來拿.
結果,我腳一落地,猛然聽到身後傳來氣壓聲,那個,那個司機,竟然把車門關起來了,要走了........
這幾天關於齋藤正樹在5月1日於第二屆國際關係學會的演講有不少報導,因為當天剛好在場,所以就說說我所聽到與看到的部分吧.我強調,是我自己所了解的部份喔,所以勿戰.
當天開幕已晚了幾分鐘,會長與地主,中正的副校長的開幕致詞還算得當,都沒多長.但是,夏立言因為致辭時談了WHA的事情,還有外交部的工作目標,時間長了點.所以,安排齋藤演講的時間通通向後延,尤其楊永明教授還先上台介紹齋藤,所以時間往後拖.夏立言一講完就離開,所以沒在場.倒是,因為安排演講時間已遲了,齋藤應該還和主辦單位確認時間後才上台.
齋藤的演講用中文,雖然是很流利,但還是頓了幾次.演講沒講題,也沒講稿.但內容分兩大塊,一是日台關係二是當前日台交流.後半段比較單純,齋藤用了某個調查,強調台灣對日本非常友善,除了留學國選擇輸給美國外,其它指標都是日本第一.齋藤特別關注青年人的交流,所以對打工簽證抱鼓勵與支持的立場,並且感謝留日和學日文學者的協助.
引起爭議的是第一段.齋藤劈頭由開羅宣言講起,接下來是波茲坦,再接投降書.(這部份齋藤有明確的說,將台灣交給中華民國).然後,國共內戰,杜魯門發表白皮書,對中國內政不干涉,(齋藤說這是間接承認了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後來韓戰爆發,美國協防.美國聲明關於對台灣的主權應由列強決定.然後是到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訂簽時.(這部分齋藤有提到,當時美方有要求日本與台北政府簽約而不能與北京政府簽).兩約中只提到"日本放棄對台澎主權".但未言明交給誰.對此點,以下是重點,齋藤說國史館長林滿紅認為就是交給中華民國,但李登輝之友會的城仲模並不認同林的說法,所以城到美國,提起要求美國確認台灣為美國領地的官司,但在地方法院被駁回,認為是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目前城等人仍在上訴.齋藤還提到美日有安保條約,日本與美國立場的問題.後來,日本與北京建交,對於建交三原則,日本是用理解,尊重的字眼迴避,而美國是用認知到云云..
基本上,齋藤就是一板一眼的講流水帳,重覆日本官式立場,講的也是官話,我個人感覺是沒有特別推銷台灣地位未定論,反而是感覺,日本對於台灣問題一切以美國主張為主張,所以我個人由齋藤演講中聽到台灣地位未定的說法,個人感覺應該是美國因素影響較大.
齋藤演講時倒沒注意到有人憤而離席,致少前排那些大人物沒人走,後排都是動員的聽眾,進進出出難免.有沒有抗議我不知道,因為齋藤一講完,開會時間已慢了近20分鐘,大家一哄而散,吃餅乾喝飲料去了,實在沒幾個後排的人去注意前排大人物在作啥.
齋藤的中文OK,但是,都是一個個短句組成,我個人感覺恐怕還不能處理一些精緻的詞匯.當他碰到幾個詞會頓住,可以看的出來.這點,齋藤吃了虧.所以,以後演講比較複雜的題目時還是用日文好了,免得麻煩.題目也要會選,大使嘛,講些日台友好,文化交流即可,否則一大意就不小心越位被吹哨,也蠻冤的.
其實,如果問題真那麼嚴重,當天有現場錄影,調帶子出來看就好了呗..
是年輕的青春啊........本以為會聽到低低的飲泣聲
結果...........殘念
那個形容人流血的時候就像蕃茄擠出汁的亞美尼亞人,
那個14歲就上戰場,殺了第一個人的小孩(但是,我承認,當我聽到他說:旁邊人說,"他媽的就不過是一德國人而已"時我承認,我不禁笑了),
那個笑著形容如何割斷德國人脖子的老頭,
那個哭著說自己被控叛國的老太太,
那個因為課堂不安份被判勞改的老先生,
那個被輪暴的德國媽媽..
誰的錯?????
教育部來文通知我們開放公費生到蘇聯的公文到時,Berlin/Humbold的Zulassung已經來了,(講到這,就要順便提到前次台俄同學會辦留學座談時,文教處副處長說不知道我是留俄公費生.也難怪,我們倆人第一批斯拉夫學門的公費生,在當時政策下是不准赴蘇聯的.所以,我們都選了德國).我立刻和在Konstanz的同學打電話,問要不要轉留學國.結果同學決定留下,於是我寫了信給莫斯科,彼得堡和喀山三個學校外事處提出申請.在等回信的過程中,在Goethe Institut的半年語言課已上完,Mittelstuffe證書也拿到了,但還要等俄國的回信啊,不得已和Bonn說明後,文化組同意我再讀一期,所以Goethe/Mannheim我竟唸了8個月!!!終於,彼得堡回信說歡迎但先唸語言班,其它唸完再說.莫大沒回信(為甚麼,我也不知),喀山回的很清楚,權利義務一目了然,再問了幾個同班俄國同學的意見後,決定去喀山吧,
但,要怎麼去?????
Здравствуй,
хороший мой.
Хочу поздравить тебя с наступаюшим Новым годом.
Зима. Красиво. Холодно. Я не дам тебе замерзнуть.
Всё будет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усть всё будет у тебя о`кей!
И не будет никогда dog`s day for you.
Счастья,любви,успехов только тебе.
Дарю тебе свою улыбку, она твоя,
раз уж она тебе так нравится!
Нежно целую. Сххх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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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兩個問題,一是郵費太貴,比書還貴.二是影音產品不能出境.
寄到台灣的時間看運氣,快的有通知寄出後五天就收到,平均是兩週.如果刷卡後缺書,書款會保留在你個人帳戶內,下次抵用.目前為止還算可靠.
2000年在Раифский 修道院受洗時,Виктор二話不說找了Нина兩人一起當我的教父,教母.Виктор準備了受洗用的十字架,Нина從家裏準備了一條洗禮用的毛巾(這條毛巾跟著我回台灣,一直捨不得用,也不准其它人用).
老太太(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Абызова)生前一直不贊成我受洗,直到Виктор陪我到Юдино,在老太太的墓前,看著她,望著眼前的白樺樹林,我說,我想受洗.於是事情就這樣定了.
下次要去看他了........
Наташа在電話裏問我甚麼時後回去,然後就哭.......
Не могу........
Света..Юдино.....
我的教父Викто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Абызов,今年(2008)3月過世,59歲.ㄣ...那是個好長的故事.....
再說吧...
我的教母Нина Федоровна Сабито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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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總統葉爾欽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聯合聲明後,接著又於上海與中國大陸、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等國簽署了邊界協定,大致把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留下的邊界認定問題作了最後總結。就此點而言,俄、「中」聯合聲明成五國邊界協定並不是「了無新意」。如果再稍微切入問題核心,應可得到進一步的解答。
首先,五國邊界協定的簽署最直接的受益者,既不是俄羅斯或是中國大陸,而是中亞三國,尤其是哈薩克。哈薩克自獨立以後一直為了首都阿拉木圖離中、哈邊境太近一事傷透腦筋,既無戰略縱深,也無地理縱深。尤其中國大陸三不五時在羅布泊試爆,更弄的哈薩克有苦說不出。1994年開始,哈薩克計畫把首都遷往更內陸地區的工作正式浮上檯面,不過卻一直為了財政及民族心理意識上的困難而遲遲無法展開。五國邊界協定確立之後,對哈薩克的國家安全提供了心理上的保證,解決了部份遷都與否的內部矛盾。而且,就協定內容來看,中國大陸與中亞諸國的邊界貿易會因此得到正面刺激。
第二,就俄國立場來看,葉爾欽訪問中國大陸除了是為了軍事和經濟合作利益以外,與中國大陸發直發展戰略合作的夥伴關係,是以另一種形式向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提出了抗議。前蘇聯時代俄國的國家安全防線是建立在東、西德的邊界上,自華沙公約解散以及蘇聯瓦解議後,俄國在心理上是把國家安全線放在斯拉夫民族兄弟國家的身上;也就是以波蘭、捷克、南斯拉夫這些區域做為與西歐國家的緩衝區。結果,華沙公約解散後,北約不僅沒有解散,而且時常在未知會俄國的情況下攻擊塞爾維亞人,歐美媒體更是一面倒的批判信仰中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同情穆斯林。更有甚者,北約竟然把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納入其對話夥伴行列,讓俄羅斯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不只是心理上感到受侵略、威脅,甚至是屈辱。就俄國來說,穩定後方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必然的走向,無論是任何人擔任俄國總統都會走這條路。尤其,俄國東部的濱海省為了中國大陸人民非法入境及定居的問題快到了抓狂的地步。就俄國方面來講,不趕快解決不行,俄「中」雙方為此問題必然有一系列的後續談判。
第三,就中國大陸而言,維持大戰略局面的穩定是必需的,無論是俄、「中」聯合聲明或五國協定對中國大陸來說,是「好吃又大碗」有得無失的事情。而且在聯合聲明中近似唐突的指出支持俄國以武力鎮壓車臣獨立運動,一方面是藉以表現一個朋友在道義上上的支持,以對抗「藉人權為名,行分化主權統一之實」的歐美國家,另方面也為日後面對台灣問題時,牽制俄國的態度埋下伏筆。未來俄、「中」雙方應不至於有實質上的同盟關係,因為這種事可暗不可明,雙方必然都明白這種事情會影響世界上的穩定關係。
第四、俄、「中」聯合聲明對台灣自然沒有立即可見的影響,但日後對俄、「中」雙方關係對台灣可以預見會有下列衝擊:首先,這次隨葉爾欽訪問中國大陸的官員,除了國防部長葛拉契夫以外,還有主管國防工業的第一副總理索斯科維莿。因此,我們要擔心的不在於俄國要賣多少戰鬥機、飛彈給中國大陸,而必須擔心俄國會轉移多少技術、生產線給中國大陸,給台灣的國防自衛能力造成壓力?其次俄羅斯一直期望能進入APEC,這次中國大陸也答應伸出援手,俄國進入APEC應是可以預見。如果俄國進入APEC之後,台灣未來在APEC的角色與地位及活動空間會不會受到衝擊,恐怕要早日謀劃對策。最後要指出的是,台灣對俄國及中亞諸國的外交工作本就有先天不足的困難,外交、經貿單位在面對未來的俄、「中」關係時,必須快快痛下決心對俄國展現台灣的實際力量才行。
在俄羅斯聯邦部隊連續數天以優勢火力對車臣武裝 人員進行強力掃蕩之後,俄國總統葉爾欽宣稱達格斯坦境內的人質被劫事件已經結束。誠然,就單一的軍事行動而言,波弗米斯克事件已算結束,但延續數天的衝突卻提供給我們其他不同的訊息。
第一,基本上,任何政府在面對人質危機時,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應該是人質性命的保存,而非消滅武裝劫匪,藉以展現國家力量。但由俄國政府處理歷次相似事件的過程與手段來看,明顯的,在俄國政府的天平上,後者重於前者。必須指出的是,以俄羅斯式的否定性思考而言,消滅劫匪的順序優先於營救人質。因此,當俄軍以坦克、大砲、武裝直升機不顧人質安全逕行掃射、轟炸時,老實說,我們可以理解葉爾欽下命攻擊的心理背景。至於是不是受到愛國主義者以及競選連任的壓力而迫使葉爾欽訴諸暴力解決爭端,肯定的說,這些外在壓力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大。
第二,土耳其渡輪被劫持事件,不能被單純地視之為「國防恐怖活動」。俄羅斯聯邦政府在車臣內爭初使之時,先以金錢、武器支援反杜達耶夫的各派,繼則透過特勤單位(FSK)以一個人簽約金六百萬盧布的代價招募傭兵投入反杜達耶夫陣營,最後更動用國防武力攻入車臣。這一連串的行動把車臣事件的層次拉高到「俄羅斯人」與「車臣人」的民族戰爭,更近一步提升到回教徒對抗異教徒的緊張狀態。1994年12月俄軍攻入車臣,度達耶夫方面有來自阿富汗、約旦、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的參戰者正式表現出這種情緒。因此,劫持土耳其渡輪以聲援在車臣受到壓迫的回教弟兄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第三,車臣武裝人員是否如俄國政府所宣稱的槍殺人質而引發俄軍的武力攻擊?由於沒有可信的證據,因此我們持保留的態度。我們倒是可以想以1995年6月發生在布丹諾夫斯克(Budennovsk)的人質事件做個對照。布丹諾夫斯克事件開始之初,俄國官方媒體不斷地宣傳以巴塞耶夫為首的車臣人如何的對當地人質施以屈辱與暴力,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當巴塞耶夫為首的車臣武裝人員撤離時,不僅發生「劫匪」和人質含淚互道別別離的場面,更有三十多人名人質自願當人肉盾牌護送車臣武裝人員返鄉。因此,當俄國官方媒體不斷地宣稱車臣人是如何殘暴、邪惡地對待俄羅斯人時,我們不能不去考慮少數民族的立場。
第四,我們可以理解,俄羅斯聯邦政府和車臣民族正好站在多民族國家兩難天平的左右二邊,亦即「國家領土與主權統一的神聖性」對應著「少數民族獨立自決要求的合理性」。如何兼顧兩者,取得一個平衡點,這不僅是俄國政府、百姓應該面對的問題,也是全世界大多數多民族國家,包括台灣,應該思索的課題。
最近俄國的盧布持續貶值,銀行門口擠滿人潮,街上有著數不清的茫然面孔。時光似乎依下子被拉回到1992年、93年的時代。目前我們除了推測葉爾欽是否下台,會不會競選下任總統,或是國會中各黨派的合縱連横關係,彼此能結納多少票等問題外,似乎可以試著去貼近俄國一般老百姓的心理面來了解他們在這種社會情勢下如何去面對未來?
俄國葉爾欽任內,造就了一個分裂又疏離的社會:一邊是一般老百姓,天天在想明天買牛奶麵包的錢在哪,這些人包括全體的受薪階級(不論是藍領或是白領)、軍人、領退休金的老人、領社會津貼的單親媽媽;另一邊是出入以進口高級轎車代步,口袋拿出來就是一疊百元美金大鈔的這些人,包括各級政府高官、民代、黑幫、大型私人企業主所構成的政商網路,即所謂的「新俄羅斯人」階級。
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動盪,把整個俄國的社會意識拖到無底深淵,此時俄國社會是個迷失的社會。
1917年到1990年蘇聯這段歷史該如何與現在連接沒有個定論,又該如何爛到1917年以前的歷史呢?一般老百姓到現在還不清楚蘇聯這個國家為何會消失?又為什麼有個俄羅斯出現?如果蘇聯是錯的,沙皇時代應該是對的囉?但是現在尼古拉二世又成了聖者,這如何解釋呢?這種情況對四十歲到五十歲以上的的一般俄國百姓來說,最為痛苦。受過二次大戰的苦楚,心中的國家價值是不可取代的的歷史記憶。蘇聯時代所受教育中奉為圭臬的,正直、誠實、廉潔和勤奮,在這個民主時代,全成了笑話。現今的俄國社會印證了一句俄國諺語:「沒有舵沒有帆」,全國上下喪失了目標。
人心又回到古老的年代。根據1998年出版的第三十三期的週報《論理與事實》的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不認為偷盜是可恥的事情,這證明了二百年前有人要求當時的俄國大歷史學家卡拉姆津用一個字來形容俄國人的特質:他不用形容詞,不用名詞,而用了一個現在式的動詞「偷盜」。
政府能幫助百姓,想出解決之道嗎?不行。現在俄國各級政府的領導者、決策者有哪些不是由共黨官僚體體系中培養拔擢出來的?這些人只是轉了一個身又回到位置上,換了一套戲服而已,這樣的官員只能照章行事,面對一個新世界,沒有人有能力去解決、去面對。不要忘記俄國經濟在齊諾米爾丁主攻內最大的弔詭在於:一邊報告說國家的總體產值,、經濟成長率一路下跌,而另一邊卻又告訴你國民平均所得一路上升,生活水準步步提高,俄國政府在齊諾米爾丁任內創造了另一種經濟奇蹟。老百姓也知道這個點,所以也沒有幾個人會去對現在這個政府抱有希望,只有冷漠。俄國一般百姓現在心理上的深沈危機在於以往蘇聯時代也許日子有苦過、也有好過。但是,無論情況多壞,每個人對未來都抱著希望。而現在呢?卻是過一天算一天。有錢就花掉,懷孕了就打掉,誰也不知道明天會如何?有句俄國諺語說:「過著日子慢慢看下去吧!」
當一個社會失去希望、失去夢想時,這會是個怎麼樣的世界?這才是俄國人真正的悲哀。所以當那麼多人投票支持共產黨,並不表示這些人支持找回以前那個政府,當很多人拿著史達林、列寧的肖像遊行時,也不表示他們希望史達林、列寧復活,那是一種渴望,渴望回到一種無慮、無懼、平靜、有秩序的生活方式,那無關保守派,也無關計劃經濟或是自由經濟,那只是奢侈的要求:好好活下去。
做為一個外國人,在看待俄國社會時,應該多賦予一些人性的關懷,人心的體貼。
十二日夜間神學士部對有組織的撤離首都喀布爾,向南方的坎達哈撤退。十三日破曉,北方聯盟的部隊在法辛姆將軍的率領下,在沒遇到抵抗的情形下,由北面進入喀布爾。
表面上,這是美國開打以來的一場軍事勝利,但是這種軍事勝利卻是最糟糕噩夢的開始。
第一,北方聯盟的速度太快,現在必須停下來,留在喀布爾就好,如果繼續南下直取坎達哈,會點燃巴基斯坦境內帕什圖人的族群怒火,造成巴基斯坦不可收拾的局面。尤有甚者,如果所謂「反恐怖戰爭」變成「族群戰爭」,不只會使這場捉拿賓拉丹的戲碼一剎那間變調,也會使美國、西方聯盟、巴基斯坦掉入泥淖不可自拔。
第二,地方聯盟部隊進入喀布爾之後,難免會劫掠一番,帕什圖族群的阿富汗百姓必然會受到人到上的不公平待遇。聯合國,美國必須在這方面投注更多的注意力和免擔更多的責任。
第三,戰爭開打迄今,賓拉丹還沒找到,如何組成後神學士政府各方面都沒達成共識,美、俄,巴基斯坦都各有打算,目前還沒找到共同的妥協點。美國恐怕會陷入一種「軍事上不能再進,政治上卻不能脫身」的泥淖。對美國來說,麻煩才剛開始。
第四,北方聯盟這次不顧美國及巴基斯坦要求,在阿富汗及國際尚未達成如何組織後神學士政府的共識情形下就迅速進入喀布爾並進占坎達哈機場,是受到前政府拉巴尼的影響。而拉巴尼的支持者正是俄羅斯。換句話說,俄羅斯藉著美國軍事行動協助,把原阿富汗人驅逐的拉巴尼又送回喀布爾,使俄國影響力再次回到阿富汗,而且不費任何力氣,得到最大利益。
第五,類似阿富汗這種在民族結構上是一大多小的民族國家而言,政府的組成無論如何是以佔多數的帕什圖人為核心。然而,戰爭迄今,事實上是把大部分的帕什圖人推向對立面。單靠北方聯盟的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以及什葉派穆斯林絕對無法組成一個穩定的政府。這點,由北方聯盟的內政部長卡努尼在第一時間就宣布不會在喀布爾自行組織政府的聲明中可以看出。然而,如何要在帕什圖人的四百個部落中取得協調,然後再與北方聯盟那些少數民族達成共識,任務之艱困可想而知。
如何上述政治行動達不到效果,就會出現最遭的情況:一群西方國家陷在阿富汗的族群戰爭漩渦中不知道該怎麼辦,至於賓拉丹呢?屆時大概在阿富汗也沒幾個人會記得他的存在。
車臣之戰,日益引起國際社會關切,但論者多由莫斯科的角度出發。筆者在情勢與車臣類似的韃靼共和國首府喀山市長居三年,觀察少數民族情勢,別有所感。
車臣人的社會習俗和民族性有幾個引人注目的特點:第一,車臣人自古以來就是英勇善戰的民族。在中國歷史上,車臣人與印古什人及奥先其人被通稱「阿速人」,這些阿速人與欽察人(今日韃靼人的祖先)在十三、十四世紀時被大量徵召至中國,構成當時元朝王室的主要武裝部隊。
第二,車臣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至今仍是氏族,因氏族而成的派系林立,派系互相傾軋、戰鬥、敵視是一個普遍現象。除非全民族出現一個共同領袖,否則這種內部傾軋不會停止。
第三,「血親復仇」的原則迄今未變。在車臣社會中自己氏族中任一份子被異氏族傷害,則全氏族必為其復仇,並視為不共載天之仇。復仇的方法就是以血還血。
對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而言,他們清楚的知道,「獨立」這個問題,在「主觀意識」上理想克服不了「客觀條件」上的現實。所謂「獨立」,其目的一在強化鞏固本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二在增加與莫斯科聯邦政府談判的籌碼,以爭取最大可能的自主、自治,特別是在經濟範圍。
在對待車臣獨立與分離意識的課題上,俄羅斯政府犯了嚴重的錯誤。聯邦政府簡單的把杜達耶夫化約成分離主義者,而反對派則是反分離主義者。其實,就車臣社會中政府與反對派的對立本質分析,獨立與非獨立根本不構成車臣內鬥的要件。車臣共和國的內部是氏族爭端的擴大化,杜達耶夫的氏族及其氏族聯盟在取得所有的政經資源同時,依據「氏族」傳統必要排擠其他氏族,在這過程中所發生的流血衝突,再依「血親復仇」原則,不斷的發生報復與反報復。這才是車臣共和國內戰的根本原因。「獨立」問題只是被一方用來強化自身心理意識,而被另一方用來爭取聯邦政府的支援(反對派)。
由於未認清車臣共和國內訌的本質,聯邦政府竟然由特勤單位以一個人六百萬元的代價招募傭兵加入反對派陣營。俄羅斯傭兵的出現,使得原本單純的車臣人內部衝突醱酵成民族(俄羅斯人)與民族(車臣人)的對抗。
僱傭兵的曝光,如果聯邦政府出面道歉,並且突破傳統觀念,把政經利益做令雙方都滿意的分配,情勢仍可挽回。俄羅斯聯邦政府不循此途,反而作成了出兵的錯誤決定。這就意味著「第二次高加索戰爭」的展開。此後車臣境內不會有反對派,只會有對抗俄羅斯人的車臣民族派。
在俄國軍方證實科斯克號全員遇難的同時,俄國政府宣佈八月二十三日是俄國全國的「哀悼日」,以悼念科斯克號的罹難者。事情發生迄今,我們所看到是俄國社會中最後的一點自尊被消磨殆盡。
俄國海軍建軍三百年,在俄國歷史上是走出陸地向全世界舞台競逐的重要象徵,這種角色在蘇聯時代尤其突出。俄國海軍在某種程度上是俄國社會在心理意識上的共同驕傲。這次事件發生後,俄國海軍所以會先後拒絕了美國以及北約的協助,並不完全在於軍事上的理由,更是出於心理上的自信與驕傲。最後在自行救援無功的情況下,才轉向挪威和英國請求協助。普亭所以有五天在索溪不公開露面,不在於他不關心航員,而在於他那份自傲。普亭投入很多時間、精神和物資在部隊及國防工業,目的之ㄧ在透過這個過程,喚回並強化整個國家及人民的自信與尊嚴,甚至不惜改造聯邦體制準備修改憲法,冒著與地方衝突的風險來強化中央權力。
大部分的人在今年投票時,表明他們渴望找回那種以往的驕傲。可以這樣說,民眾在街頭巷尾的憤怒反應不在於所謂「民主」式的自由議論,而在「失落」,那種最後一點可以向別人證明俄國仍是一個偉大國家機會的錯失與情緒上的落寞。
被科斯克號事件打擊的不只是普亭個人聲望,更是整個俄國社會。當這剩下不多的國家驕傲都被消磨殆盡後,俄國的出路會通往何處?
帶著「邪惡軸心」的論點,美國總統布希訪問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目的之一在建立「反恐」的聯合意志與機制。但在此同時,巴勒斯坦青年的肉身炸彈與以色列軍隊的坦克、火箭交替登場;被羈押在古巴附近美軍基地的阿富汗戰俘所受的待遇引起美國及歐盟間的爭議;一個星期內,一個英國士兵及兩個澳大利亞士兵的遺體被送回國。但是,在理論上引起這場「反恐」戰爭的「蓋達」組織是否已經瓦解,塔利班的歐瑪爾目前身在何處,特別是,被許多人恨之入骨,誓言「死活不論」都要抓到的賓拉登,是生是死?所有這些,不僅由媒體的國際版逐漸縮小,甚至由我們的記億中慢慢變淡。
這場帶有所謂「高度道德情操」的反恐戰爭,逐漸變的讓人難以理解。
阿富汗的女人可以拋頭露面的上街了,但是小孩子卻開始懼怕在街上嬉戲以免被劫走;卡塞穿著足以登上著名時尚雜誌的服裝周旋在西方政客之間,卻少有人問,在阿富汗是否每個人在這個冬天都不憂衣食;前塔利班時期的各黨各派代表在柏林集會籌組大聯合政府時,北方的大小軍閥已為了各城市的地盤歸屬問題互相開火;透過鏡頭可以看到美軍在現代化帳篷中的喜怒哀樂,但我們到現在仍不清楚在馬薩里-沙里夫戰俘營中死了多少人,尤其是那些志願千里赴戰的車臣人,沙烏地阿拉伯人,葉門人,維吾爾人,民答那峨人的下落與命運。
這場戰爭,就另一個角度來說,成為一種以「道德+媒體」作為武器的戰爭。
「道德」在這場戰爭中不是一種普世價值,而是某個特定社會的個別價值。
這個特定價值是建立在原始的二元對立思維上:「我」是好人-「你」是壞人→和「我」在一起的就是好人-和「你」在一起的就是壞人→「好人」行為的正當性不容懷疑-「壞人」應該無條件接受懲罰→「好人」的正義得到伸張-「壞人」終於自食惡果→世界回復完美的秩序,雙槍俠翻身上馬,在原野上繼續他無止盡的旅程。
但是,誰是好人,誰又是壞人?「媒體」會告訴你答案。而且這個媒體會告訴你任何你想知道關於「好人」的喜樂,悲慟,歡愉,卻吝嗇於告訴你,所謂的「壞人」也有相同的喜樂,悲慟,歡愉。結果,原來「人權」與「自由」可能只是「選擇性的價值」。
於是,當我們的資訊來源越來越零碎,越來越片斷的同時,我們的關照面就越來越狹窄,也就越沒有人去探究那些被打成「壞人」的人究竟是怎麼來的。如果不幸的,這群「壞人」中竟然有人是來自「好人」的陣營,那這幾個「壞人」就怒犯天條,罪無可赦。所以,在塔利班部隊中竟然有家世良好的道地美國人,那真是一個嚴重的事件,除了要立即隔離以外,還必須告訴每個人說,這傢伙是誤入歧途,也許是心理有疾病,以免破壞了我們這些「好人」相信的真理與價值。
這場戰爭拖到現在,越來越像米德描述的結果:「壞人」與「好人」只不過是站在一面鏡子前的同一個人。
賓拉登一會兒在菲律賓南部,一會兒有組織在索馬利亞,最新消息說他藏在喬治亞共和國的山谷裏。賓拉登在那裏不重要,重要的是,賓拉登去的地方讓大家都有好處。美軍可以千刀萬里追,在胸前掛個警徽,繼續搜捕萬惡的魔頭。而當事國呢?不必管甚麼少數民族自決,甚麼公民權利,甚麼國家主權,反正會有人幫我光明正大的勦滅「叛軍」,不,現在應該叫「恐怖份子」。
運氣好的話,當事國政府還會有額外的進帳。卡里莫夫獨裁專制?沒關係,一切為反恐,先給錢租建個基地再說。也因此,FBI要到北京設辦事處也就沒甚麼大不了的,反正大陸有法輪功,有疆獨、藏獨這些「宗教極端主義」+「分離主義」的恐怖份子,儘夠忙的。如果那天烏魯木齊或拉薩發生爆炸案,就更可體現「中」美合作反恐的重要性。而且,江澤民和普亭在上海APEC會面時,早把雙方境內「恐怖份子」的意義定了調。
所以,賓拉登是死是活,恐怕也沒幾個人會去關心。死了無法證實,活著還沒找到。反倒是,賓拉登如果那天突然跑到舞台上露臉,不論是個屍體還是活體,都會讓台上的演員和幕後的編劇傷腦筋,這部跨世紀的反恐大戲要怎麼繼續演下去。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俄國在外交上並沒有承認有公開給予美國任何軍事協助,但9月22日在塔吉克首都杜桑貝,俄羅斯參謀總長克瓦史寧上將、獨立國協反恐怖中心副主任維瓦查金與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北方聯盟」新任領袖穆罕默德法辛舉行會晤。近日來各項消息顯示,俄國在塔利班政府背部建立「 第二戰線」 的跡象越來越明顯。
首先,俄羅斯參謀總長、獨立國協反恐怖中心與「北方聯盟」領袖的會晤標誌著塔吉克、俄羅斯介入反塔利班政府的公開化,再配合俄軍向塔吉克邊界的集結,再再顯示第二戰線的佈署已緊鑼密鼓地展開。第二、俄羅斯總統普亭在週六於黑海渡假勝地索契召集了國家安全會議,出席成員前所未有:國安會秘書長魯賽洛、國防部長伊凡諾夫、內政部長格利茲洛夫、緊急事務部長蕭伊古、聯邦安全局長帕特魯雪夫、聯邦總檢察長烏斯汀諾夫、聯邦通訊署署長馬秋興、副參謀總長葛拉別爾尼可夫、聯邦邊防司令托茨基、對外情報局局長列別德夫、外交部副部長特魯列尼科夫、第一參謀次長巴魯耶夫斯基。這種成員的會集以往從未發生。尤其副參謀長葛拉別爾尼可夫向來負責情報,第一參謀次長主管作戰,再加上參謀總長現在身在杜桑貝,對俄國而言,情況已到非常緊急的狀況。
俄國自911事件以來,對與美國的合作程度逐步改變,自總統普亭表示願提供情報合作,到外長伊凡諾夫表示,不反對獨立國協各國與美國建立軍事合作對抗恐怖份子(此後美國偵察機及傘兵立刻駐進烏茲別克),而就目前的軍事準備看來,証明俄國在反塔利班的行動中已採取較以往更積極的作為。其中最迫切的壓力來自於塔利班政府。俄羅斯第201摩托化師長久以來駐防塔吉克與阿富汗邊界抵抗塔利班政府的入侵(北方聯盟的成員大部份是阿富汗的塔吉克人與烏茲別克人),已經飽受壓力,而最近塔利班政府為了準備應付美軍攻繫,正全力壓迫「北方聯盟」向北退卻(目前北方聯盟控制地區已縮小10%至5%),201師的壓力越來越大,導致俄國政府準備對塔吉克增兵。
其次,賓拉丹在世界各地的秘密組織與基地,車臣被証實是其中之一。車臣戰爭迄今,曾經有阿拉伯世界各國的傭兵在車臣協助車臣反抗軍,今天俄國對阿富汗的介入除了減輕邊境壓力外,對壓縮車臣境內反抗軍的空間也有其效果。
最後,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因素還是,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過去美國曾試圖藉著與裏海週邊國家進行裏海油田開發而在中亞地區發展影響力,但效果一直不佳。但這次對塔利班政府的軍事行動卻在一瞬間將美國通往中亞的門戶打開,而且是直接敲進了中亞的心臟—烏茲別克。俄國長久以來透過獨立國協的運作,在中亞地區保持著最重要的影響力,今天烏茲別克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一方面使烏茲別克開了一扇通往西方的窗,美國也順勢可公開在中亞地區建立起橋頭堡,這個情勢的發展恐怕在一時間出乎了俄國意料之外,所以俄國必須加緊腳步,化被動為主動,在中亞地區重新站上戰略制高點。
俄羅斯可以確定的是,不會直接參戰,但會透過獨立國協加強對塔吉克的軍事援助,強化塔吉克的軍事力量,以使塔吉克成為俄羅斯的一道防火牆。然而,911事件發展迄今,以阿富汗塔利班及賓拉丹為中心的恐怖行動與人類文明價值衝突的焦點,逐漸影響到國際戰略情勢的發展,特別是中亞地區的風雲即將變色。在這過程中,中國大陸難免會被捲入其中。國際情勢環環相扣,台灣所要關注的問題,恐怕不是單純的美國911攻擊事件,而是911事件之後美國、俄羅斯、中亞、中國之間關係的變化,國際關係風雲詭譎,台灣必須有著面對一個全新的國際戰略架構的準備。